五代末年，天下局势依然动荡不安，诸侯割据一方，战火连天。尽管如此途乐证券，雄踞中原的后周政权却展现出强大的实力，成为唯一能够统一全国的力量。在周世宗柴荣的治下，后周的社会逐渐安定，国家的国力也逐步增强。因此，后周在稳定内政的基础上，开始了不断扩张的步伐，展开了一系列的兼并战争。
从955年开始，周世宗发起了西伐后蜀的战争。次年，又发动了南征南唐，接着在956年攻占了南唐的江北州郡。到了958年，周世宗的军队再次北上，目标直指燕云十六州，接连攻下了莫州、瀛洲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。然而，就在这一片胜利的光景中，周世宗正值壮年，却因病去世，未能完成统一大业，未能亲手实现北伐幽州的雄图，留下了未竟的遗憾。
周世宗英勇未逢凶年，遗憾地从历史的舞台上退下，继位的是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，即后来的周恭帝。由于周恭帝年幼，不谙世事，后周的政权面临了“主少国疑”的局面，国家的动荡不安显而易见。正是在这种局面下，周世宗的心腹大臣赵匡胤看准了历史的机遇。公元960年，赵匡胤通过“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”一出精心设计的政治剧，顺利登上了帝位，改国号为“宋”。
展开剩余69%赵匡胤所建立的宋朝，实际上是在后周的基础上起步的，他继承了后周政权的政治和经济遗产。然而，后周政权在历史中遗留下来的未竟任务，也成为了赵匡胤肩上的沉重负担。至此，神州大地的割据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改变，局势依旧动荡不安。赵匡胤也意识到，他的统一大业任重而道远，而他所采取的政策也因此随形势变化而发生了转折。
对于北方的统一，赵匡胤并未急于行动。正如前述，周世宗在去世前，曾与赵匡胤共同讨论过统一的战略，双方一致同意“威慑南方，练兵北伐”的基本方针。然而，赵匡胤继位后对周围局势进行了重新评估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意识到“经略北方”存在着不少潜在的风险。
首先，北汉虽然在整体军力上不及宋朝强大，但他们的士兵勇猛善战，单兵作战能力远胜于宋军，而更为棘手的是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，贸然出兵北汉，无疑是增加了胜算不高的风险。其次，从政治层面来看，宋朝刚刚建立，内部政权稳定性不足，前期已经发生了几起叛乱事件。再加上军事实力的缺乏，宋朝的财力和人力并不允许进行大规模的北伐。第三，假如北汉被攻占，宋朝依然面临契丹和西夏的两面夹击，这无疑是一个高风险的战略。因此，赵匡胤不得不放弃了“经略北方”的战略，转而采取了防御性更强的政策，在北方的军事据点上加强防守，以保持边疆的安定。
在放弃北伐之后，赵匡胤及时调整战略，采取了“先南后北”的计划。这个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先平定南方的割据政权，为日后北伐积累足够的资源和力量。赵匡胤选择南下，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：首先，南方的经济相对较为发达，商贸繁荣，拿下南方有助于为后期北伐提供经济支持；其次，南方的割据政权多而散，军事力量普遍较弱，内部常有纷争，这为宋朝提供了可乘之机。
赵匡胤在南方的统一过程中，秉持着“先易后难”的原则，优先攻占那些力量较弱的地方。比如荆南和湖南两地，地域狭小，兵力单薄，赵匡胤通过与内部叛乱势力联合，成功平定了这两个地方。随后，他便将目标对准了蜀地、吴越以及闽南等地，顺利消灭南方割据政权。到了975年，南唐灭亡，南方的割据政权基本被消灭，宋朝基本完成了南方统一的大业。
然而，赵匡胤并未等到北伐的时机，他于公元976年突然去世，带着未能完成北伐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事实上，赵匡胤可能永远未曾想到，宋朝在之后的三百多年里始终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，这一遗憾也成为宋朝历史上无法抹去的痛点。而燕云十六州的丧失，也成为宋朝屈身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下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影响深远，影响着宋朝的未来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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